42年欧阳山尊给毛主席写信提意见主席看后直言：你的意见是对的

　　“主席，我想汇报个事。”——1942年5月3日傍晚，窑洞里的煤油灯闪着，欧阳山尊握着还带泥点的信封，低声开口。抬头，微微一笑，把手里的铅笔夹在提纲里，“先坐下，有话慢慢说。”就是这句看似随意的话，为一封短短几十行的信打开了通道，也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了一个小插曲。

　　那封信的内容，今天还能找到的只是几段零碎摘抄：前方战士喜剧甚少、农民盼歌声入村、希望文工团不要分家、创作要贴着战壕走……写罢，欧阳山尊揣进怀里，借夜色送到中央秘书处。三天后，一张薄薄的笺纸飘回手中——七个字，“你的意见是对的。”落款：。

　　故事得从四年前说起。1938年春，张国焘叛逃的风声还没散尽，陕北公学操场上一场“露天报告”让欧阳山尊第一次真正看清了。没有扩音器、没有讲稿，主席把“开小差”比作十里铺的半途而废，把“放下旗帜”扯进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的桥段，台下几千人笑得前仰后合。欧阳山尊站在队尾，被那种自信而幽默的气场狠狠撞了一下——“原来领袖也能这样说话”。从那天起，他下决心把戏剧和革命捆在一起演下去。

　　同年秋，他随第一支抗战文工团踏上晋察冀，一路写剧本，一路搭舞台。连他自己也没料到，三个月的行程会让“带枪的人”这种半带实验性质的话剧，在敌后根据地火得发烫——战士们在擦枪油的间隙抢台词，乡亲们把自家炕席拆下来糊进临时后台。那股热浪回到延安又催生了一场照片展，“华北还是我们的”成了的亲笔题签，也成了欧阳山尊兜里最耀眼的“通行证”。

　　40岁的人生分水岭落在1942年。前线拉锯战吃紧，后方粮秣更紧，文工团吊着皮带排练，排完还得端枪巡逻。就是这样艰苦的日子，欧阳山尊仍觉“战士最奢侈的需求不是肉，而是一场好戏”。他把体验写进日记，读着读着就成了那封信的雏形。信里没有一句空洞口号，都是“前线要灯光、后方缺布景”这类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诉求。写完他心里打鼓：领袖真会在意这些鸡毛蒜皮吗？

　　结果不只“在意”，还把它写进了会场发言提纲。16日的座谈会上，欧阳山尊被点名发言，他索性把心里话全甩出来：“排级、连级算什么？鲁迅、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？部队需要你做啥，你就做啥。”原本昏热的窑洞里顿时安静，仅能听见铅笔划提纲的声音。会后有人悄悄告诉他，“主席让周扬记下一条：前方来的意见，照办。”那晚，延河边的夜风比平时暖，欧阳山尊把复信叠好，压在床头的搪瓷茶缸底下——“七个字，够我吃一辈子苦。”

　　抗战进入尾声的1945年，他再次与同机起降，一个去送，一个去接。送行时，脱帽挥手：“们，再见！”那动作像舞台谢幕，欧阳山尊心头一酸：若此行真回不来，重庆的办事处恐怕真要多一个“主任”。幸运的是，几个月后主席安然回延安，医生勒令其休养。球桌和牌局成为“处方”之一，欧阳山尊被“点名”陪练。为了让主席多走动，他故意把乒乓球抽远；被识破后，主席哈哈大笑，也把球抽得更远，“让你也尝尝捡球滋味！”这段插曲后来被剧社改编成小品，台下笑声一片，台上还没谢幕就率先鼓掌。

　　1946年底，他带着北平买的冰糖葫芦回延安给主席“解馋”，却因糖化得一塌糊涂而面露难色。没皱一下眉，“远道的甜，比啥都甜。”当夜，中央机关的食堂悄悄加了一道糖饼。咬第一口时还疑惑，“今天什么日子？”抬头见周围人都心照不宣地笑，才想起——12月26日。拒绝公开庆生，后厨只能用糖饼表达心思。欧阳山尊后来回忆：“那是我吃过最松软的一口白面饼，却也最硬朗地提醒我，革命领袖的节俭不只是口号。”

　　1947年，他奉命转入国统区隐蔽战线，自此与主席的直接见面屈指可数。戏演得少了，档案袋里的批示却多了起来。“给敌后送戏”计划、解放区“流动大舞台”，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人艺的班底，都在批示中点名“山尊可以一试”。他没让人失望：从《白毛女》到《日出》，从《打击侵略者》到《关汉卿》，一个接一个的剧目在全国巡演。观众席里不乏从战壕走出的老兵，他们会在谢幕后冲上台握住欧阳山尊的手，“排长，你的线年冬天，北京人艺排练厅灯光打在台口，一位白发老人缓步上台，不再扮演任何角色，而是对着台下的年轻人说：“剧场的根，在人民那边。”说完，他轻轻鞠了个躬。掌声很久没有停，谁都清楚，那位老人叫欧阳山尊。七个字陪他走过硝烟、辅导过排练，也见证了一个话剧人的灵魂定力——敢说真话，敢写意见，敢把舞台立在兵工厂门口、立在黄土高坡、立在共和国最需要的地方。

　　他晚年谈起那封信，眼睛依旧亮：“我那时没想太多，只求把前线需要吼出来。主席一句‘你的意见是对的’，比所有奖章都重。”说完轻轻摆手，“别再问我信里还有没有别的话，主意是大家出的，功劳算在集体头上。我不过替他们提了笔。”

　　灯熄的时候，台下的年轻演员们没动。有人轻声重复那句并不起眼的批示，像在给未来的排练暗暗划重点：你的意见，是对的。